我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如果放在2008年，仅看标题，估计就会被不少人“拍”砖。然而这是在2014年，在中国当代艺术夹着尾巴过日子、在当代艺术“教父”老栗险些被抓之时写它，“拍”我的人会少些吗？ 其实我和老栗不熟，单独拜访过一次，陪朋友拜访过一次。尤其第一次拜访，很鲁莽。那是2007年秋，我刚从欧洲留学回京，北京艺术圈里熟人很少。一次逛到宋庄，心血来潮，问了路边一村民老栗家的地址，直接就敲门去了。记得老栗当时对来路不明的我有点纳闷，但也客气。我们闲聊了几句，我便把我的毕业作品集拿出来请他指点，他说的不多，但说我可以把作品集留在他那里，以后有合适的活动他可以推荐一下。可当时我那在法国印的毕业作品集只有一本，我居然也没答应他。后面有点冷场，我也很快告辞了。 从老栗家出来后不久，我就安家在宋庄，很快偶遇了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洪峰、曹维、杨卫，并协商和我太太文蒂一起，把当时的小堡文化广场中心的“宋庄艺术家群落接待中心”改造成一个咖啡厅兼艺术中心。两个月后，宋庄“进行时咖啡”开业了， 这个集咖啡厅、音乐酒吧、免费网吧、书吧、公共放映厅、展厅为一体的综合型空间，当时在宋庄创下了很多“第一个”。记得“进行时”开业那天，我们放映马修巴尼的《悬丝》五部曲引来了三、四百名艺术家观众，这让我和文蒂兴奋不已。 应该也是在同一时期，老栗电影基金会的现象工作室和咖啡厅也营业了，他们那也组织一些活动，只是那个时期我没有去过。不光是工作忙，也有别的原因。长待咖啡厅里，接触人多了，听到关于老栗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老栗爱玩江湖、玩小圈子，认的干儿子、干女儿一大堆；老栗招安了，开始折腾卖地搞房地产了；老栗捧红那么多艺术家，现在有钱了，装逼不愿理我们了……这时，我对老栗的形象越来越模糊。 事实上，07、08年的老栗，应该是他的艺评生涯“市场荣耀”最高峰，被他发掘带红的很多艺术家，作品拍卖价格屡屡破记录，四千万、五千万、六千万……老栗也越来越被神话，世界各地赶来要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而这个时候的老栗，放风出来：腿不好、身体不好，要退休了。的确，那个时期，大家很少看见老栗发表评论、策划展览了。 老栗再次高调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是2009年秋。这时，金融危机开始了，当代艺术市场开始退烧了，“进行时咖啡”也已经关门好几个月了，我和文蒂又开始艺术创作。这年，老栗主持“宋庄第五届艺术节”，我还记得他在开幕式上说的那句话：“宋庄这潭水，至清则无鱼，至浊也无鱼……”。在“群落！群落！”主题展览中，住在宋庄的艺术家只要送作品就有机会参展。我和文蒂当然也踊跃报名。很快入选名单出来了，在长长上百名单中，文蒂作品入选了，我落选了。 当时有点不服气，然而几年以后，我不得不承认老栗是对的。当时的我，受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影响太多，幼稚的把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换成一种五毛爱国主义情绪的理论依据。在我当时的绘画创作《花开花落》系列中，有对奢侈品牌消费美女形象批判还罢，更夸张的是我送交给老栗筛选的画册中，首页还有我自己写的文章——《与西方叫板时代来临了》来解读自己的作品。估计老栗看到这文章时不被笑死也被愁死，落选也是自然。 又过不久，我随旅芬兰艺术家赵少若去拜访老栗。赵少若是一个阅历很复杂的老艺术家，他和老栗应该比较熟悉。不过那天老栗有点严厉，直言赵少若为何要回国瞎折腾？带女儿呆在芬兰不是好好的吗？……我在旁听，几乎没有发言。出了门，我知道我又选择一个不恰当的时机和老栗相遇了。 很快到了2010年，天很冷，望京的正阳艺术区面临拆迁，艺术家们组织了“暖冬”艺术计划抵制暴力拆迁。那时，很多宋庄艺术家“侥幸”来了通州，避开了望京区的艺术区拆迁狂潮。而老栗还是赶往了现场支援望京艺术家。我在网上看到老栗裹着棉被神态凝重的照片，有点紧张，有点感动。 2011年，忘了在谁那里存了个老栗的手机号。春节时，短信群发，我给老栗也发了一条。老栗居然回了，并附上两句小诗，“生活在平地，事业登险峰”。我知道老栗每年春节喜欢给人写对联，这段小诗也着实让我琢磨了很久。2010年底时，我获了个艺术奖，难道老栗开始对我有印象了？ 再次联系老栗，已经是2013年。这时的宋庄，越来越凄凉，这时的老栗，仿佛也越来越忙。在各种艺术杂志、文化传媒上，老栗的文章、采访、呼吁越来越多。可他的电影基金会却越来越难办，电影培训班被解散，他也不再当任宋庄美术馆馆长……我知道他的处境艰难，但我和几个艺术家朋友在自己院里加盖工作室时遇到了无数麻烦，实在没辙，只好在微信上向他求助。他很快回复，并把我们推荐给在这方面有很有经验的王笠泽老师。
回望这几年，自己从一个毛头文艺青年变成一个有些经验的艺术从业者。这其中，我见了不少给钱就摇尾巴的艺评人、故弄玄虚的艺评人、专给权势吹捧的艺评人、一见风吹草动就赶紧躲的艺评人、出道时很激昂敢言，有点名气就老成世故的艺评人…… 而像老栗这种集勇气、见识、学问、实践于一身的艺评人，这种30多年始终坚持站在“鸡蛋”那一边的艺评人，在我看来，独一无二。众人称他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并不为过。只是，在现在这充满政治凶险的时期，“教父”的帽子会不会更容易害了他？那将是多么悲哀愤怒的事情！但愿这不要来临吧。栗老师，多保重！
刘险峰2014年8月写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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